论养生浅谈养生论
这一篇我们来聊聊《养生论》,说起《养生论》必须要说向秀。因为嵇康的《养生论》一出炉,向秀就针对性的写了一篇《难养生论》向嵇康发“难”,文中毫不客气的提出了一系列的质疑,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主张。
《养生论》
向秀不是嵇康的“打铁好友”么?为什么要向嵇康发“难”?
其实,这种发“难”的辩论并不是要辩驳的剑拔弩张、你死我活,反而有一种相互帮衬,互相成就的意味在里面。通过这种辩难,思路就会越来越广阔,道理就会越来越清晰,理论也就会越来越完整,也更有说服力。
嵇康一看向秀发“难”了,也再回应了一篇《答难养生论》,又把向秀的一条条质疑给反驳了回去。
那么嵇康在《养生论》里提出来哪些观点?向秀在《难养生论》中又是如何质疑的?嵇康的《答难养生论》又是如何一一反驳的?今天我们就来大略的说一说。
与《声无哀乐论》一样,《养生论》也备受东晋宰相王导的推崇,应该也是魏晋时期公认的极具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的作品。
人到底能活多久?也许你会说,这是什么命题,这个还用讨论么?
诚然,现在的我们都知道生命是有限的,但是在魏晋那会儿,科学技术远没有现代发达,很多很多的人,当然也包括名士、养生家、甚至下至平民百姓,上至朝臣皇帝,都认为人最后是能成为“神仙”一样的存在的。所以你别以为群臣们见了皇帝喊的“万岁万岁万万岁”是句恭维话,人家是很严肃的。
我们再来看看嵇康和向秀是怎么认为的。
嵇康认为:人的寿命是有限的。但如果调理得当,人可以活上千岁,最低也能活几百岁。
比如彭祖活七百岁,安期活了一千多年。
向秀发难:人的寿命极限,不是调理不调理可以左右的。调理只能有限的延长,但是并不能延长到几百岁,几千岁。
向秀还说,不管是彭祖还是安期,都是传说中的人物
,不能当证据佐证。现实你见过活几百岁,几千岁的人么?除非你找到一个这样的人,否则,这个观点就不能成立。嵇康再辩:彭祖和安期,史书上都有记载,我们没见过,不代表不存在。
嵇康还提出,如果人能“修性保神” ,不受喜怒哀乐影响,就能像龟鹤这样长寿。
这一回合向秀没有“难”住嵇康,因为对于向秀来说,他也不知道世上是否真的存在普通人无法知晓的“存在”,因为那个时候,可没有“无神论”。
靠什么活那么久?既然你嵇康说,人可以活几百岁,甚至几千岁,那么你说,怎么才能活这么久呢?
你还别说,嵇康还真琢磨出一套理论方法来。简单来说,就是从“内”“外”两个方面着手。“内”就是内心,调理自己的内心——“养神”。“外”就是保养自己的身体,——“养形”。
首先说“外”——“养形”。
嵇康认为:养形需要服食药物。日常食用的五谷杂粮只是中等药物,而上等的药物才能够益寿延年。
嵇康说的药,可不是一般道教所练的“金丹”,也不是正始名士们常服用的“五石散”。吃“散”需要行“散”,但是史书从未有过嵇康行散的记录,可见
,嵇康所谓的上药,应该是不同于五石散的另一种更接近天然的药物。向秀
向秀发难:五谷不能延寿,难道我们可以不吃么? 我们人类掌握了服食五谷的本领,吃了又能挡饥,这不正是暗合自然的么?
嵇康答辩: 并不是说吃五谷没有好处,只是比起最有效用的“上药”来,它们只能算中等药物。“流泉甘醴”、“琼蕊玉英”、“留丹石菌”、“紫芝黄精”,像这样集天地之灵气的药材,才能能涤荡五脏,让人神明开朗。……像这些,五谷能够做到的吗?
其实,在嵇康看来,食上等药也只是辅助而已,真正能证明其理论的,也是《养生论》最精华的所在——这便是“内”——“养神”。
嵇康认为:人应该“清虚静泰,少私寡欲”。名利会伤害人的德行,美味会有损人的心性,……心性旷达,恬静无争……如果能这样的话,就能像传说中的羡门、王乔一样长寿了。
嵇康这是“看山是山”的朴素观,山是山,水是水,人是人,则山还是山,水还是水,人还是人。只有这样平行不交叉,就能更长存。
向秀发难:这合乎“天道自然”么?人,是最有灵性的,有智慧的,不像草木鸟兽。如果人要摒弃这些感情、欲望,与草兽何异
?我们知道,无论佛、道、儒,都提倡灭人欲的。尽管魏晋时,佛教还未传入中土。向秀的诘难,何尝不是对道、儒的根本思想提出质疑呢?
嵇康答辩:我不是说,人不应该存欲。欲,是本性的体现,而人又是有灵性的,所以人知道“欲”后,便想办法满足它。但是呢,人往往会因为“智”,而变得越来越贪婪,所以,“欲”没有错,错的是“智”。
嵇康还举了一个通俗的例子,说一个瞎子行房事,女方是天仙还是嫫母,有区别么?一个没有味觉的人,吃糟糠和精米,有不同么?
那么既然如此,“智”和“欲”该怎么平衡呢?
先说道家,道家对于“智”的处理很简单粗暴,就是一个字“弃”。
嵇康则认为:“智用则收之以恬,欲动则纠之以和。”简言之,“智”是用来调整和引导“欲”的。
“智”和“欲”的平衡应该是古代养生说的“适欲说”。而嵇康不同的是,他认为适欲并不是要克制和压抑“欲”,而是应该通过“智”的调理,使人回归到自然本性。
“富”与“贵”除了“智”和“欲”,嵇康和向秀辩论的最锋利的话题就是“富”与“贵”了。
向秀发难:人的嗜好和欲念—爱好荣华而厌恶屈辱;爱好安逸而厌恶辛苦,这些都生于自然。人贵了,那么别人就都听你的,就能行“义”于天下;人富了,就能用资财来积
聚百姓跟随自己。
向秀的主张带有功利性,人有权和钱后才能更好的发挥自己的作用。这种想法是好的,但是大多数人在有了权和钱后,就会忘了自己的初衷,这种例子举不胜举。
嵇康答辩:像古代的圣君,以万物为心,与天下同得。虽然身在君位,享受万国的敬奉,但心神恬静得就像平常的士人接待宾客一样;虽然设置了龙旗,穿戴了礼服,但就像身穿着布衣一样。富贵实在并不是人的本性啊。
嵇康是说,无关一个人处在什么地位,拥有多少富贵,都可以实施自己的主张。富贵不是人的本性,“主张”才是本性衍生的产物。
然后,嵇康又举了令尹子文、柳下惠等等高贤不为富贵所的例子,来说明追求富贵本来就不是人的本性。想想人出生的时候,谁知道什么叫做“富”,什么叫做“贵”呢。
《答难养生论》
在这个时代,不贪富贵、不慕荣华几乎就成了衡量名士的一把尺子,东晋颇有些原本声望极高,但就是不肯做官,最后就真的隐了一辈子的高士。甚至那些心里真想当官的,在表面上,也多多少少要表现得不那么执著才行,不然,官还没求来,首先就会遭到人们的一致鄙夷…东晋这风气,跟嵇康这篇《养生论》,说不得还有不小的关联呢。
风流与自然与向秀辩论后,嵇康意犹未尽。人一生既不追求富贵,也不追求私欲,那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嵇康提笔写下了他心里对人生的美好追求:
被天和以自然,以道德为师友,玩阴阳之变化,乐长生之永久,因自然以托身,并天地而不朽……
可以说竹林七贤留给后世最响亮的口号,也就是后来嵇康在《释私论》中说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什么是名教? 那就是儒家礼义规范等等。这个最核心的“任自然”思想,在嵇康这回入洛并发表《养生论》时,便明确地提出来了。
从此以后,“自然”两个字,才算真真切切地走进了人世间,并且被名士们不断地研究、拓展……十年后,阮籍写出了《大人先生传》,那里面所描述的“至人”,就是一个“自然”成就的神仙。
当然了,竹林时期的“自然”应该说是有局限性的,我们能从“七贤”身上看到他们极力割裂与政治,与世俗关系的行为和态度,只为他们认知中的“自然”,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看到“七贤”们挣扎痛苦的痕迹。
等到了东晋,这“自然”又发展到了更高的层次。王羲之的“自然”,就已经可以一边满腔热忱地关心国事,另一边却又飘飘欲仙地说“我终将快乐而死”了;到了谢安这里,“自然”就表现得更加宏大,要做官,就竭心尽力地为国家效力;想归隐,就尽情尽兴地享受人生,在这里,“自然”这两个字,已经把政治囊括其中了。
我们后世评论魏晋名士
,总是要从正始、竹林开始,从何晏、王弼、嵇康、阮籍等说起,但是,如果用“真名士,自风流”来形容的话,其实,真正担得起这句话、真正把“自然”两字写到了极致的,应该说,那还是东晋时期的谢安、王羲之等名士们。这不是个人的原因,而是因为玄学是到了晋朝以后才臻于成熟,那时的士人们,也终于找到了怎么调整个人和政治关系的最好方式,于是,我们的名士们才真的“自然”起来了。我们来捋一捋玄学—也就是“魏晋风度”的发展线:正始名士时期,那是浮华放荡,那时的风流,就是瞎风流、乱风流,以至于搞出狗尾续貂的笑话;竹林七贤时期,改了正始的风气,提出了“体悟自然”,告诉人们真正的风流应该是什么样,引领起了整个时代;等到东晋,名士们就把嵇康的“体悟自然”写得更加圆满了,嵇康的“自然”,仅限于个人的问题,无所羁绊地风流于山林,而东晋名士的“自然”,就能够连国家的问题也融入进去,坦坦荡荡地风流于天下了。这整个的变化过程,虽然有很多政治因素的影响,但根本上,还是玄学这门新兴的思想,终于从诞生走向成熟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