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生而不益生今天我们来了解这个养生思想天
人的生存问题在整个自然界中是独一无二的，“生，人之始也；亡，人之终也”，对生与死基本意义的理解而构成的生命智慧是确立文化价值的基础。
人类养生行为的出现人类的养生行为及其观念源远流长，它反映了重视物质生命的观念，根源于人类维护生命的本能。远古时期，先民在与自然环境斗争的过程中，将维护自身的生命作为第一需要，因此形成了养生、卫生、益生的观念。在这些观念引导下，先民不断改善生存环境，寻求更加合理的生活方式，其中最有历史意义的是取火、饮酒、导引养生。班固注意了取火方法的发现对养生的作用及对先民养生观念的促进。同样，酒发明的基本观念也与养生功能有关，认为酒有延年益寿的功能。
战国秦汉养生观念的形成原始先民的养生观念是基于生活积累等的认识，但是建立在成熟的生命哲学之上的养生学体系，却是在战国秦汉时期出现的
，它体现了由物质性养生、卫生、益生向精神性理论的发展，即在“天、地、人”一体共生互参生命观下确立了养生原则，寻找生命活动的内在结构（精、气、神的关系），探寻生命活动的外在结构（阴阳五行的变化关系）在生命活动中的体现。首先，“天、地、人”一体生命观确立了人在天地之中的位置，就是说如果把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看成是一个总的体系，这个体系以人类为本位。1973年长沙马土堆汉墓出土的《十问》记载了尧与舜的一段对话：“尧问于舜曰：天下孰最贵?舜曰：生最贵。”舜明确肯定生命是普天之下万事万物中最宝贵最有价值的东西，体现了战国秦汉时期已成熟的尊重生命、人命至上的观念。庄子学派将生命看得高于一切，“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其贵己贵生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贵生》一书中，论述了重生、重己的道理，甚至认为生命比权位更重要，只有把生命放在第一位的人才可能治理天下，它的作者认为，道的真谛，首先是保持身体，其次才是治理国家和天下。
在汉代，贵生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董仲舒把人分为形与心（神），形为物质性，心（神）为精神性；形与心的关系
，心比形重要。但是，体（形，利之养）不得利不能安，心（义之所在）不能缺少利之养的形体。汉代刘安认为身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身者，道之所托也，身得则道得”，也就是说人的本质与道是相统一的。其次，战国秦汉“天、地、人”宇宙自然一体的生命观解释了人与天地关系密切、人类与整个自然天体的运行具有辩证的普遍联系的规律性。这体现为二个方面，一是把人体与自然视为一个整体，遵行共同的运行规律；二是认为人体与宇宙自然是同构的，不仅人的身体构造器官与宇宙结构相应，而且通过阴阳五行八卦等符号系统，将天人的结构巧妙地组合在一个同构体系中。
这种“天、地、人”一体的大生命观的历史文化渊源，首先来自于先民把握世界的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生命观念。进入文明社会之后，这种生命观不仅没有消失，而且通过已经形成的三种文化形式得以强化和巩固。首先是礼的盛行，礼开启了中国古代“天、地、人”一体的文化传统；其次是汉字系统的形成和广泛使用，强化了“象”式把握世界的框架和方法，汉字确立以后，它作为思维载体，容易与具体事物联系起来；第三是《周易》所开创的取象方法，即所谓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周易取象的方法融合了天文、地理、人类的“象”，进入文明时代之后，由礼、汉字创造到周易所形成的精神世界，全都以“象”为基因，这就是中国文化。尽管后来有很多变化，但始终存在物我一体、天人一理的思维框架。根源于这种文化基因的存在，夏商时期以“绝地天通”、“神人以和”的文化面目出现，周朝以德配天的天命观出现，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天命观仍是诸子百家的基础。孔子认为，天不仅是有意志的，也是自然的，天命通过民心、人事体现，礼是天命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因此，孔子开创的儒学以天命观为基础，在探讨生命时，对生命本身的认识也有自然的特点。孔子之后，思孟学派、荀子等吸取了道家的某些因素，初步建立了儒家生命哲学。道家在理解周人天命论时，进一步发展了道法自然的思想，由此构成道家的宇宙生命观。总之，以儒道为代表的诸子学，在战国以后发展了世俗，倾向于人与自然的同构，最终确立了“天、地、人”一体的生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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