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通讯员和通讯[76]

在现代社会里，报纸、无线电和电影的作用很大。作为宣传和鼓动的工具，它们对舆论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对报纸、无线电和电影工作人员的要求也就特别大。

大家都知道，资产阶级的报刊、电影、广播，爱把自己说成是独立的、客观的、超越任何宗派团体的利益的。事实上，它们是在保卫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因此，从这个观点看来，它们是极有党派性的、有偏向的，它们依靠上层阶级，并且在每个问题上推行上层阶级的政策。必须承认，它们的任务虽然不轻，它们的手段却很灵活。

简单地说，资产阶级世界的报刊、无线电、电影，是被用来歌颂、粉饰现存的社会经济生活制度和跟它相适应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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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报刊、广播和电影，就具有远为崇高的目的，而且我想说，也负有远为广大的任务：它们应该不是为个别的、比较少数的特权分子服务，而是为全体人民服务，为整个社会服务——这个社会是由切身利益和根本志向的一致而团结成功的——它们应该推动、启发、教育广大的群众，使他们认识人类共同生活最崇高最人道的原则。因此，落在这些工作人员身上的责任是重大的，他们所执行的任务是光荣的。

这个原则性的差别，使我国报刊、广播和电影工作人员所处的条件，跟资产阶级国家里同行所处的条件完全不同。此外，我国跟资产阶级国家的出版、无线电和电影工作人员，在工作的方式、方法和形式上，也存在着重大的差别。

在资产阶级国家里，就这方面说来，问题相当简单。在资产阶级报刊、无线电和电影里，占重要地位的东西是轰动性事件、插科打诨、刑事案件、政治性捣乱、大人物的家庭纠纷，等等。这些都是新闻记者和电台通讯员的好材料，因为报馆编辑部和广播电台乐于拿它们作为手段，来吸引新的报纸买客和新的无线电听众，同时使人们不再去分析和考虑现实的生活。

我国的报刊，我国的广播事业，就完全不同了，它们跟这些方式是格格不入的。相反地，它们竭力教人们清楚观察现实生活里的各种现象，考虑这些现象，并且把这些现象纳入我国苏维埃社会规律化发展的总轨道上。大家知道，苏维埃社会的宗旨是要使全体成员真正享受自由，并且在物质和文化上获得保障。

但这绝不是说，我国的报纸和无线电就不能那么普及和有趣，共产主义就一定会限制它们的生气、新鲜、多彩、鲜明和华丽，它们主要的形式就一定不能避免教训式的和道德式的叙述。完全不是那样的！相反地，正是这种观点，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给我国出版和广播工作人员打开无边的场地，使他们能够在真正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上，进行鼓舞性的创作。

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和电台通讯员，遇到个别现象，总是把它孤立起来，认为它跟总的情况没有关系，即使他们看到和了解个别现象跟总的情况之间的联系，他们还是要那么做（他们之所以要那么做，是因为受了他们所服务的社会上层阶级自私利益的指示）。苏联的新闻记者和电台通讯员正巧相反，他们应该寻求每一个别现象跟总的情况的关系，寻求部分和整体的统一，而这才是符合人们社会生活的实际发展的。苏联的报纸和广播工作人员，提供最最多方面的材料——从报道集体农庄成绩的通讯到高深的科学论文，从通讯员的短评到高度艺术性的作品，他们在这些材料里反映我国日常生活的形形色色，以及人们心理的细致微妙，这样，他们必然地、同时又像无意地会显示列宁—斯大林思想在实践上的胜利。而列宁—斯大林思想就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表现。

大家知道，俄国古典文学之所以被认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学之一，首先因为它是最现实主义的文学之一，换句话说，它在自己的内容和形式上，最完整地反映当时俄国的现实生活。然而（我要在这儿特别强调“然而”这两个字）它却不是照相式地反映当时的现实生活——否则它将不是现实主义，而是自然主义了——不，它是像画家那样艺术地再创造全部生活的真实。也因为这个缘故，俄国古典文学是那么有趣。通讯也是如此，假若它是根据现实主义的原则写成的，它一定也是有趣的。但是，可惜我们的很多通讯员，照相的手法比写生的手法用得更多。因此，其中有一部分人自然主义的气味就比现实主义的气味更浓。而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之间的差别，就同绘画和照相之间的差别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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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谈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就不能把问题只归结为外形的类似、一致、相同。事实上，俄国古典文学之所以光辉，我想主要不是由于这些外表上的描写技术，而是由于内在的生命力、思想性，以及——可以大胆地说——争取把人从奴役制度下解放出来的斗争。唯美主义者因此把我国古典文学中一切优秀的作品，称为“有倾向性的”。我们并不害怕这个词儿。苏联的每个工作人员，不问从事什么工作，尤其是新闻工作人员，应该具有一定的倾向性，老实说，也就是党性。

其实，主要的绊脚石倒不在这儿。不能说，苏联通讯员对于需要一定的倾向性或党性的认识不足。不是的，主要的绊脚石，在于其中有许多人没有学会创造性地表现这种倾向性，党性。每一篇艺术性的特写、通讯、广播稿必须是现实主义的，必须贯串着思想内容，这并不是说每篇文章的开头和结尾都要写上“党性”、“社会主义”等字样，而是说所写的事实本身、行为本身，能够培养读者的党性。换句话说，他完全客观地描写个别事件，但他的描写给读者的印象和对读者的影响，应该是培养党性。这自然是最困难的任务。我国古典文学之所以光荣，所以伟大，就在于完善地解决了这个任务。如果我国的出版和广播工作人员，在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上，即使能达到同样完善的地步，那么，这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了。

通常人们总是期待着伟大的文艺作品和家喻户晓的形象，但这样的作品不是常常会产生的，不是天天都有伟大的作家出生的。而我们现在所谈的是通讯员，是天天在广大群众面前说话的工作人员，也就是当天舆论的收集者。但他们不仅仅是舆论的收集者。我甚至想说，他们首先是舆论的组织者，他们指导和规定今天的舆论。正因为这个缘故，每个工作人员必须在自己的部门里，做到完善的地步。

但是问题不仅在于报道。报纸和广播的工作不限于单纯的报道。这儿就发生更大的困难，而在推行党性上，也就需要更大的技巧。为了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我的意思起见，我们就拿杂志的工作和报纸与广播的工作来作个比较。杂志里通常都登载宣传性的文章，虽然有时也有鼓动性的文章，但提出的主要还是理论性的问题。电台和报纸里用的材料要简短些，形式要通俗些，而且我想说，叙述是鼓动性的，而对那些特别迫切的问题，写得更是一针见血。两者的性质一样，但形式却不同。

再举一个例子。在格利鲍耶陀夫的纪念日上，电台举行了几次特别节目，报纸上也发表了许多有关的文章，有几张报纸甚至辟了专栏。我们在这儿不仅纪念节日本身，而且还拿格利鲍耶陀夫跟现代对照。我们借过去的历史，教人们怎样处理现代问题，培养人们崇高的精神，发展他们的思想性，同时也向他们介绍这个作家。我国人民总的说来是有学问的，但也许还有些人不知道格利鲍耶陀夫，或者知道得很少。不过在这里介绍作家并不是主要的任务。如果广播委员会或《消息报》的编辑部，只以介绍某某作家为目的，那么，它们就不会有什么收获，或者只是实现单纯的教授法罢了。而关于格利鲍耶陀夫可以准备并且已经准备了有意义的广播节目，可以写并且已经写了些文章。这些文章不仅介绍作家，并且培养人们对我国过去历史的尊敬，使人们知道我国当时的文学和文学家。试问这难道不就是同时在实践中推行列宁斯大林思想吗？

可惜，连我们的几张大报也形成了一种通讯格式，依照这种格式，通讯只要描写人们在物质上的成功就够了。显然，拥护这种格式的人认为，这样就可以把整个人物完全描写出来。这当然是不够的。我们的生活在变得复杂起来，人民的文化水平越来越高，他们对于精神的要求也就更大。因此，不仅需要表现人们的物质生活，而且需要表现人们的内心生活。你们可以随便拿一本小说来看：如果书里的内心体验、精神体验写得很少，那它就不会使人产生印象。小说本身似乎也不坏，但总觉得它缺少些什么。因此，照我看来，一定要从心理方面来表现人物，表现他的内心体验、思想活动、文化水平、他的社会意义，甚至他的学术意义和工作能力，同时着重指出他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步骤的紧张的精神劳动和相信自己的劳动有益于社会的结果，是精神振奋的结果，换句话说，就是他了解自己的劳动不是单纯的体力工作，而同时是他精神要求的满足。

但光是迅速反映当前的某个问题是不够的：材料的好好加工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如果加工得好，即使一个普通的思想也会在报刊上发表，在空气中播送；一个很好的思想，如果加工得不好，也没有发表的可能，因为它需要编辑加很多工，费很多手脚。我认为艺术性的加工，是我国报纸和广播委员会最重要的职务之一。加工应当非常仔细，一定要做到完全消灭文法错误。在这方面通讯员和编辑应该虚心向我国古典作家学习。像冈察洛夫和屠格涅夫那样的俄国作家，他们就非常注意祖国的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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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绝不限于这一点。电台通讯员应该有本领写得比谁都简短。如果说简洁是一切文学才能的亲姊妹，那么这话用在电台通讯员身上就格外确当。电台通讯员必须多多努力，好好用功，方才能学会写得简短。指导广播文学创作的教科书是没有的，因为广播还是一种年轻的事业。不过学习终究还是有地方的。我国的电台通讯员，甚至凡是通讯员，都可以多多向契诃夫请教。当然啰，要写得像他那样简短，特别在当新闻记者的时代，这是非常困难的。越短越难写，因为不仅要挤掉所有的水分，而且要做到写出来的东西极度明白易懂。

这里，通讯员又遇到了那个问题——必须提高自己的修养，首先是精通俄文和修辞。

根据上面所说的话，我们可以做结论说：广播文学的创作需要特殊体裁的时机成熟了。通讯员、评论员、特写员和其他电台文学家在无线电听众中享有盛名的，在我们这儿还很少。至于电台小品文家更不必说了，在我国根本没有听到有这样的人，但是，事实上讽刺文学的代表却是很需要的。难道我们的广播委员会不能选拔和培养一批电台通讯员、电台评论员、电台特写员、电台小品文家之类的电台文学家，使他们在听众中享有盛名，为听众所熟悉吗？这会加强电台和听众之间的联系的。

有些通讯员问道：应该怎样写作？海涅说，没有热情地说出来的思想不能吸引人。这话是对的。别林斯基从事写作远在一百年之前，但直到现在始终没有丧失自己对读者的巨大影响。而列宁的作品更是百读不厌！谈到这些榜样，我现在所指的并不是他们作品的深刻内容，而是他们注入自己作品里的那份伟大感情，或者说，心血。我们是些普通人，是苏联的战士，我们应该把全副精神放到我们的日常工作上去，使我们的工作充满生气，富有成效。如果对一切工作都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么，对新闻工作者，尤其是通讯员，这话就更有意思了。

1938年